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继续维持独裁统治。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以围攻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同时，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强化了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把天府之国的四川作为“兵源、粮源”的基地，疯狂地在农村抓丁、征粮、派款，致使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配合解放区军民的斗争，中共中央对四川的武装斗争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并相继派四川籍干部曾霖、邓照明、刘隆华（女）等回川准备武装斗争。中共四川省委在指示重庆市委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同时，决定以华蓥山地区附近的广安、岳池、武胜、渠县、合川、江北、梁山、邻水、大竹及下川东各县和黔北的思南地区为重点，陆续派出干部，并动员一批进步青年积极分子深入农村，从抗丁、抗粮、抗捐入手，开展农民运动，掌握部分基层政权，为发动武装斗争做准备。

1947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召集社负责人召开会议，为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和在四川省搞武装斗争作了部署，并决定由延安回四川的曾霖到华蓥山区负责军事工作。3月，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离；5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加强和统一党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上海局由钱瑛负责领导西南地区的工作，她指示由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王璞清理、联系川东党组织。9月，王璞到上海向钱瑛汇报川东情况，并带去了一份《川东农村工作提纲》。钱瑛决定成立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领导川东和川南党组织。10月，钱瑛批准了提纲计划。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用宣言的形式郑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要求：“我军未到之处，则自动拿起武器，实行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大大鼓舞了国统区人民。同日，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根据钱瑛的指示，王璞任书记。随即，川东临委立即对川东地区党组织重新作了调整。12月，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到广安县正式成立了中共上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上川东地工委），王璞兼任书记，曾霖、骆安靖任委员。1947年秋冬和1948年春节后，重庆市委又先后派中共党员陈伯纯（合川人）、雷雨田、刘宗灵、李映昭、刘隆华、曾霖、余行健（湖南人，华蓥山游击队军事顾问）等同志到广安观阁、代市、禄市等地开展工作。

1948年1月，随着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和斗争形势需要，中共上川东第五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第五工委）成立，书记为骆安靖，委员有谈剑啸、杨玉枢、吴子节。第五工委领导广安县境大部分党组织，华蓥山武装起义前其下属组织有中共广安城厢特支、河东支部及中共广安三溪、观阁等8个支部。1948年春，第五工委在观阁小井沟官家坝（中共地下党员何正富家）和代市王家烂坝分别举办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参训者30余人，分别由曾霖、余行健等授课。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因《挺进报》事件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叛变，供出了住广安的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以及骆安靖等重要领导干部。6月，重庆警备司令部少将部员樊龄奉重庆绥署命令进驻合川，监视华蓥山区共产党活动。7月4日，重庆绥靖公署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等根据叛徒刘国定提供的线索，到中共上川东地工委所在地广安企图逮捕王璞、曾霖等重要领导人。当时，王璞、曾霖都不在广安县城，特务逮捕了骆安靖、马正衡。骆安靖被押往重庆后叛变，又出卖了一些同志。

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有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提出应当把秘密的武工队拉上山去，用武装斗争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王璞也认为形势逼人，再等到8月初同肖泽宽等开会商量，为时已晚。于是，王璞毅然决定由自己主持在岳池县罗渡区（今岳池县齐福乡）共产党员伍俊儒家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提前发动联合起义。王璞提出：目前情况紧急，为了反击敌人，保存党的力量，应立即发动上川东华蓥山周围多县联合起义。他认为，与其等特务来破坏党的组织，不如提前起义，不起义就会束手待毙，只有武装自卫才是上策。王璞的意见得到大家的同意。会议决定：上川东各工委领导的武装力量，共同组成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王璞任政委，曾霖负责军事。各工委领导的武装分别组成支队（后来有的支队又称纵队），支队番号原则上以工委番号为序，由工委书记任支队政委。

在讨论行动计划时，王璞认为广安县工作基础较好，应首先在广安发动起义。广安打响后，岳池、武胜、合川、渠县、达县、营山的武装力量，分别在指定地点集中，立即行动。要像放鞭炮那样在多据点打响，使敌人惊慌失措，弄不清底细。然后再把各地武装力量逐步汇合起来，在上川东的华蓥山、金城山、龙多山等地建立游击根据地，只要能站住脚，坚持一段时间，即可策应解放军入川。王璞本来打算亲自去各地布置，因已经暴露不能前往，便派杨奚勤奔赴广安、渠县，向第五工委的谈剑啸、杨玉枢及第六工委的李家庆、熊扬等传达岳池罗渡紧急会议的决定。

按照罗渡会议确定起义首先在广安打响的要求，参加会议的第七工委委员杨奚勒在会议结束就按王璞的指示赶到广安传达了会议精神，因此第五工委率先建立了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五支队（简称第五支队）。第五支队支队长（即司令员）为杨玉枢，政治委员为谈剑啸，支队下辖两总队，代市武装为第一总队，谈剑啸兼任总队长，温静涛任政委；观阁武装为第二总队，邓致久任总队长，陈伯纯任政委，张德沛任参谋长。

罗渡会议后，王璞派第七工委委员杨奚勤两次来广安。杨奚勤先是在三溪乡共产党员张文翠家召开了有曾霖、谈剑啸、杨玉枢、陈伯纯等参加的紧急会议，传达了提前武装起义的计划。杨奚勤传达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指示说：广安是中共上川东地工委所在地，位于华蓥山腹部地带，党的力量较强。因此，中共川东临委决定首先在广安代市、观阁两地发动起义，准备打进广安县城夺取敌人武器，扩大武装力量，然后拉上华蓥山，建立游击根据地。接着，杨奚勤按王璞指示去渠县向第六工委传达了起义计划后又返回广安，与第五工委领导人员在代市镇共产党员贺天泽家开会研究，制定出了起义的具体方案和部署，正式确定8月12日在代市、观阁同时起义，起义后两支游击队在天池乡打锣湾会师。并且，谈剑啸起草了《告全县人民书》，代市艺文中学教员吴永烈刊刻了“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五支队”的印章。会后，谈剑啸、杨奚勤留在代市，杨玉枢、陈伯纯回到观阁，各自分头行事。

当时，代市起义武装力量即第五支队第一总队设4个大队和1个警卫小队，每个大队下设3个中队，中队下面又设分队。第一总队共有300多人，100余支枪，由曾霖、谈剑啸领导，指挥部设在代市镇殷家院子（今前锋区代市镇水池村6组）。

1948年8月10日上午，敌特下令代市镇镇长谢相勤逮捕了中共广安代市特支书记丰炜光。起义骨干之一的代市镇镇队附秦华见丰炜光已被捕，便决定除掉谢相勤。8月10日黄昏时分，秦华带着两名助手出发。当晚9时许，谢相勤在杨怀轩（袍哥大爷、代市二号头面人物）家通报抓捕丰炜光的情况，秦华见机上去搭话。当时，谢相勤正和镇丁队长谢清云及镇丁唐凯从杨怀轩家出来，秦华急转身对准谢相勤连开两枪，子弹只响了底火。谢相勤趁机倒地，头碰到柜台上受了伤。尔后，秦华的助手廖吉廷开枪打死了谢相勤的警卫员唐凯，另一名助手秦兴富开枪打熄了杨家店内的油灯，谢相勤的另一名警卫游世富跟着秦华等跑出并参加了游击队，谢相勤则慌忙逃回了镇公所。

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打乱了原定8月12日在代市起义的计划。当晚，秦华在王家烂坝向谈剑啸汇报了袭击谢相勤的情况，谈剑啸当即批评了秦华擅自行动的错误行为。随即通知附近几个乡的游击队，在离代市5里的王家烂坝等地集中，总队临时决定不再攻打代市，将游击队拉上华蓥山。由于攻打代市提缴武器的计划落空，没有武器的游击队员只好回家。集合起来的300多名游击队员只留下100余人，将原计划组建的总队缩编为1个大队，由谈剑啸任大队长，秦华任副大队长，下设3个中队和1个警卫队。

1948年8月11日早晨，起义队伍派出熟悉内情的队员王化学、王化常等去收缴了元平乡（长五乡）乡长王清春和地方豪绅王炳烈、方劲明等人的手枪11支，冲锋枪、马枪各1支，子弹一大批，加强了队伍装备。早饭后，队伍向华蓥山进发，当晚在桂兴乡蒋家垭口中共党员谌桂锡家和蒋家院子宿营。

1948年8月12日，起义队伍由曾霖、余行健、谈剑啸、杨奚勤、秦华等带领，继续向华蓥山进发，按计划到打锣湾与观阁起义的队伍汇合。这时，国民党广安县政府派出常备自卫队二中队在中队长游大成的率领下，跟踪追击到桂兴乡谌登云的大院子，与游击队相隔约两华里。游击队侦察到敌人行动后，于13日黄昏，避开敌人，转移到了天池乡打锣湾彭成钧的院子里。群众听说是游击队，热情地送茶、送水、送咸菜、送粮食等。当晚，游击队派卞大顺、李云章去与观阁起义的游击队联系，途中卞大顺被邻水县警察中队抓捕，暴露了游击队的驻处。8月14日晨，邻水县警察中队向游击队扑来。岗哨发现后，立即向谈剑啸汇报。当时，敌人用机枪封锁了出口，游击队在土墙上挖洞冲了出去，对敌人猛烈开火，打死敌警1人，伤3人，游击队无一伤亡。打退敌人后，游击队转移到桂兴乡春木凼的密林里。

1948年8月17日，游击队经过精简整编后，转移到代市龙山寨一带隐蔽活动，机关设在中共党员段执中家。这时，动员回家的游击队员朱开顺、朱文泽私自带了一个机枪子弹盒和少量子弹回家，被人发现报告了三台乡公所，乡公所当即派乡丁包围了朱家院子抓捕了二人，绑在乡公所里的柱子上，并派人报告县政府，等候对二朱的处置。8月19日，赶三台场的群众传来三台乡公所抓人的消息后，谈剑啸派段执中扮着卖草鞋的农民前往侦察。

1948年8月22日下午，段执中归来汇报了情况，谈剑啸派中共党员、游击队中队长曾永兴率领7名队员夜袭三台乡公所，营救朱开顺、朱文泽。当晚12时许，曾永兴率领游击队员何心善、杜化全、张贵善、陈昌文、刘其富、夏正长、李明四7人抵达三台乡，埋伏在东场口土坎下。观察好地形后，曾永兴布置了行动计划。他们包围了乡公所，乡丁发现后开枪跑掉。队员推不开三台乡公所大门，曾永兴正组织力量砸门时，突然听到三台乡小学校里嘈闹起来。曾永兴怕发生意外，令夏正长守住大门，自己赶过去爬上墙头侦察，见小学里黑压压的一片人。原来三台乡乡长刘怀堤和乡队附姜文兴怕各保持枪保丁参加共产党的游击队，每晚把全乡各保持枪保丁集中到乡公所住宿，为防保丁溜号，就锁在小学校里。保丁听到街上杂沓的脚步声音、枪声及曾永兴喊的话，早吓得翻墙的翻墙，砸窗的砸窗……都巴不得早点逃命，100多条步枪丢了满坝子。曾永兴嘱咐夏正长严密监视，便迅速返回乡公所，见大门还没砸开，便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高声命令道：“一中队冲乡公所，二中队用两挺机枪对准刘克用公馆，他不开枪我们就不动他，他要和我们作对就消灭他。三中队做机动……”乡公所门闩弄断后，游击队员冲进院子，乡长刘怀堤、乡队附姜文兴和乡丁已弃院而逃。游击队员救出朱开顺、朱文泽，并缴获了4支冲锋枪、3支步枪和一批子弹。游击队袭击三台乡公所无一伤亡，只消耗了3发子弹。8月23日天亮前，曾永兴等返回代市龙山寨。战斗结束后，为了避开敌人，由谈剑啸、曾霖带领20多个游击队员，转移到永兴、三台、禄市三乡交界处。永兴乡公所知道游击队来了，连忙向广安县政府报告。

1948年8月27日，广安县政府派出自卫中队长兰东书带一个中队围剿游击队。知道敌人出动后，游击队立即撤出驻地，在山下设埋伏圈，作了战斗准备。当自卫队进入伏击圈时，游击队一齐开火，敌人仓惶应战，纷纷逃命。县自卫队吃了败仗，不敢再与游击队交锋，乱抓几个农民回城交差。几天后，县政府又命令永兴乡联合三台、禄市、回龙等乡的乡、保丁，于9月2日袭击谈剑啸等带领的游击队。离游击队驻地约3里时，因一农民谎称“游击队来了”，乡丁鸣枪示威，队伍得知消息提前撤离。

1948年9月7日，游击队转移到了代市附近作了分散隐蔽。曾霖、余行健在代市住了一段时间，转移到了重庆。谈剑啸率队从石马溪、茶花山过渠河转至东岳乡，与渠县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头，在渠县、广安交界一带活动。

华蓥山武装起义以代市起义为起点，后又发生了一些连续不断的起义，这些起义在国民党统治区燃起了熊熊大火，不仅给地方反动势力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震慑，而且扰乱了国民党后方战场，牵制了国民党一部分兵力，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