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情感系列论文（五）

苏格拉底的佯谬修辞：

以柏拉图的《伊翁》为中心

（四川省社科院文艺所，成都610071）

受刊于《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1,37(03)

页码：100-108+124

作者简介：孔许友，男，1979年生，福建莆田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典文化与文论研究。

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级一般项目“先秦与古希腊对话体修辞论辩的构成及比较”（批准号19YB15）

【摘要】

柏拉图对话中出现的悖谬不能仅从辩证术的方面理解，而应同时考虑基于修辞的意图和笔法，这需要深入到对话的戏剧性文脉和论辩的修辞细节之中。从修辞术的方面理解，《伊翁》中苏格拉底言辞的五个主要悖谬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佯谬或反讽。可以说，《伊翁》的内涵被包裹层层佯谬之下，远比单纯的文艺灵感说复杂。这些佯谬既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有意设置的障碍，同时也为解读提供了线索，只有尝试将其解开，才有可能把握《伊翁》的真正意旨。

【关键词】

佯谬；灵感；诵诗；诗术；修辞

作为精心构建的哲学戏剧，柏拉图对话既有哲学的辩证性，也有文学的修辞性，因而它在方法上的一个核心特征是修辞术与辩证术的并用和纠缠。这种并用和纠缠的根本必要性在于，对于苏格拉底-柏拉图来说，言说的目的既是求取知识亦是为了对不同类型的灵魂施行教育。因此，柏拉图对话中出现的悖谬——错漏、可疑、矛盾等——不能仅从辩证术的方面理解，而应同时考虑基于修辞的意图和笔法。它对应于两个基本层面，即剧中人的对话性修辞和柏拉图的书写性操持，前者终究归于后者，但在研究中有时可以单独考虑前者。从修辞术的方面理解，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言辞的悖谬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佯谬或反讽，它大体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明显的形式，即苏格拉底明言其为佯谬，最典型的例子是《斐德若》中苏格拉底所作的第一篇爱欲讲辞，又如《普罗塔戈拉》341d中关于西蒙尼德斯诗作的说法。[1]第二种是隐晦的形式，即苏格拉底未明言但可被辨识出的佯谬，由于其未明言，故而更期待读者的解读。本文主要探讨第二种情形[2]，试以《伊翁》为例论证其中诸种“悖谬”何以不是真正的悖谬而是佯谬，并以此说明，呈现苏格拉底言辞中的佯谬并努力分析其背后的意图，是如其本然地理解柏拉图对话的一种有效进路。

一、引言

传统的看法认为，《伊翁》的意旨是提出了文艺创作灵感说。这种看法至少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英国诗人西德尼和19世纪英国诗人雪莱在同名论文《为诗辩护》中都曾借《伊翁》颂扬诗人的创作灵感。此说在西方文论史著作中几成定论。然而，如此理解实出于一种成问题的阅读方式，即只把苏格拉底的一些似乎比较显眼的话（如533d-534e和536a-d）抽取出来，直接视为柏拉图的思想，或者干脆拿来为现代文艺心理学作正面或反面注脚。《伊翁》中苏格拉底确实说到作诗和诵诗依靠神灵凭附，但未被传统解读充分重视的是，这是柏拉图笔下作为一个戏剧人物的苏格拉底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提出的说法。因此，要正确理解这一说法，就应该还原戏剧情境，应该深入到对话的文脉和论辩的细节之中。循此方式，我们就会发现，《伊翁》中的言辞充满悖谬，而这些悖谬凭传统看法完全无法解释。如果我们不必理会那种认为柏拉图对话漏洞百出、不可理喻的看法，那么就必须承认，《伊翁》的内涵是被包裹层层佯谬之下的，它远比单纯的文艺灵感说复杂。这些佯谬一方面是针对伊翁或读者有意设置的障碍，另一方面也为正确解读提供了线索。但不管怎样，只有尝试将其解开，才有可能把握其真正意旨。

柏拉图在《伊翁》中采用了纯粹的戏剧形式，即没有叙述框架，没有主体对话的转述人。其人物关系和戏剧情节比较简单。故事讲的是：雅典的苏格拉底偶遇以弗所的职业诵诗人伊翁。伊翁的拿手本领是朗诵荷马的史诗，刚刚在厄庇道洛斯参加纪念医神的诵诗比赛，得了头奖，正是志得意满之时，又准备在雅典参加泛雅典娜节赛会。苏格拉底和伊翁显然原先就认识，但似乎并不特别熟悉。苏格拉底主动和伊翁攀谈，谈话围绕的核心话题是：伊翁擅长朗诵荷马史诗是凭技艺（τέχνη）还是凭灵感（θείαμοῖρα）[3]。起初，伊翁坚持自己诵诗是凭技艺，但是苏格拉底通过论辩一步步引他上钩，最后，他被迫承认自己没有技艺，是凭灵感。从整体风格上看，这篇对话有比较明显的喜剧色彩。苏格拉底的装样子，伊翁的迟钝，都有搞笑的意味。

为了论述方便，这里将《伊翁》的结构分为四个部分，即开场部分（530a-530b4）、第一部分（530b5-533c）、第二部分（533d-536d）和第三部分（536e-542b）。[4]开场部分的对话交待了故事背景，第一和第三部分的论辩其实都直接与技艺有关，第二部分则是苏格拉底提出所谓灵感说的部分。

二、《伊翁》中的“悖谬”

悖谬1：技艺说与灵感说的对立与并存

《伊翁》中最突出的悖谬是技艺说与灵感说的对立与并存。从表面言辞来看，《伊翁》中的苏格拉底似乎语气十分坚决地判定作诗（或诵诗）只能源于灵感（神灵凭附），而不是技艺。尤其是在第二部分中，他明确说，“诗人的创作不是凭借精通（技艺），……而是凭借神的馈赠”（534c）。这也是以往认为的柏拉图通过《伊翁》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它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取消了诗人的理智（νοῦς），“神剥夺他们的理智，把他们当作仆人来使用”（534d），“只要还有理智，人就缺乏写诗或者发预言的能力”（534b），如哈里斯（Harris）所言，在《伊翁》中，柏拉图“将τέχνη和θείαμοῖρα归结为相互对立的两个命题，即νοῦς和non-νοῦς”。[5]这个灵感说实际上既继承又悖逆了传统。因为诗人由缪斯赋予灵感是早已有之的传统说法，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作中都有表达这种观念的诗句。但在传统的说法中，诗人的神志仍是清醒的，并没有因获得神赐灵感而失去理智，陷入迷狂。[6]问题是苏格拉底对诗的技艺说的否定真的像他自己所言那样确定无疑吗？恐怕并非如此。事实上，在第一部分中，苏格拉底就已经间接或暗中肯定了诗的技艺说。第一部分中苏格拉底用来说服伊翁的一个论辩要点是：如果伊翁诵诗是凭技艺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如他自己所言只能解说荷马，而不能解说其他诗人的作品，不能评判其他诗作的好坏，所以伊翁没有诵诗技艺。但这个论证在第一部分中仅仅针对伊翁这一个诵诗人，并没有扩展到所有诵诗人或诗人。而且，苏格拉底自己向伊翁提出，“瞧，诗歌的技艺是一个整体，不是吗？”（532c）。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作为上述论辩要点的前提设定，以保证该理由能够成立，其依据在于所有技艺都是一个整体（532d“现在我们把其他任何一门技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但它已经不动声色地肯定了诗的技艺说。换言之，在第一部分中，苏格拉底竟是从诗是一种技艺推导出伊翁没有诗的技艺，而后在第二部分中又以伊翁作为例证来证明所有诗人（和诵诗人）都不是凭技艺。因此，《伊翁》中的真实情况是除了肯定灵感说，苏格拉底既否定又肯定了诗的技艺说。

还必须注意到，第二部分灵感说讲辞的论证方式基本上是直接论断式的，它虽然包含了一些论辩，但这些论辩的修辞性明显大于辩证性。他先用了一个基于归纳的反向推理：每个诗人都有自己擅长的诗歌体裁，写不好别的体裁的诗歌，所以诗人作诗不是凭技艺，而不是凭技艺就只能凭神力。显然，无法证明这个归纳是完全归纳，也无法证明在技艺与神力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如果对比《会饮》结尾部分，苏格拉底迫使悲剧诗人阿伽通和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同意“同一个人可以兼长喜剧和悲剧，掌握技艺的悲剧诗人也会是喜剧诗人”（《会饮》223d），这里的论证更显得可疑。之后，苏格拉底又用了举例论证，以卡尔昔斯的廷尼库斯为诗人之例，以伊翁为诵诗人之例，但例证法本身作为简单枚举性的归纳推理只是一种或然性推理。此外，如果对灵感说本身加以进一步推论，可能导向极大的含混，如布鲁姆指出：“迷狂说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依据，使人们相信荷马所说的要比奥菲斯（Orpheus）或穆希亚斯（Musaeus）所说的更重要……对不同诗人的评判相互矛盾，每一种都有相同的神圣支持。……并没有一个宇宙，有的只是混沌”。[7]

悖谬2：既特别又普通的伊翁

这个悖谬与上一个悖谬直接相关。在533b6-c4中，苏格拉底说：

“你从来不知道有谁是这样的——在吹笛子方面没有，在弹琴方面没有，在诵诗方面没有——你从来不认识这样的人，他对奥林普斯，或者对萨弥拉斯，或者对奥菲斯，或者对斐米乌斯这位来自伊塔卡的吟诵者能够很好地解释，但对伊翁这位来自以弗所的吟诵者却没有什么贡献，无法说出他的吟诵是否成功——你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人。”[8]

这段话看起来只是继续把诵诗与其它技艺作比较（在这之前已经就同一问题与算术、医术、绘画以及雕刻术作过比较531d9-533b5），但观察文脉可知，其实苏格拉底在这里似乎本不应该把诵诗与其它技艺并列。因为如此说法等于强调了伊翁作为诵诗人的特别之处，即他的只擅长朗诵和解说荷马是与别的诵诗人不同的。而从下文第二部分来看，伊翁的这一特点其实是所有诵诗人（并延伸至所有诗人，因为每个诗人只擅长作某种体裁的诗歌，而不擅长其它体裁，与每个诵诗人只擅长朗诵和解说某个诗人的诗作相似）都具有的区别于其它类型有技艺者的特点。这样，以伊翁作为例证来论证所有诗人（和诵诗人）都不是凭技艺才合乎逻辑。但有意思的是，也正因为有了对伊翁个人特别之处的强调，在第一部分中，苏格拉底从诗是一种技艺推导出伊翁没有诗的技艺才不显得明显矛盾。从全篇总体来看，伊翁的个人特别之处先是被刻意突显出来（第一部分），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中被淡化甚至抹去了（第二和第三部分）。作为诵诗人的伊翁到底是特别的还是普通的？

悖谬3：伊翁诵诗是否凭灵感？

苏格拉底一直试图使伊翁相信自己是凭灵感诵诗，如在第二部分的两段长篇讲辞中，苏格拉底都以伊翁为例（534c、536cd）论证其灵感说。在苏格拉底第一段灵感说长篇讲辞之后，伊翁应和地说：“每当我吟诵一段悲惨的故事，我就热泪盈眶；每当我讲述一个恐怖的或可怕的故事，我也会害怕得毛骨悚然，心跳不已”（535c）。看起来在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眼中，伊翁的神灵凭附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事情。不过，仔细分析，535c的这段话其实并不能印证伊翁的神灵凭附，只能说明伊翁在进行吟诵表演时有充沛的情感投入。随后在谈到对听众的影响时，伊翁又自述：

“我每次站在讲坛上往下看，……我必须随时注意他们（听众）的情况：如果我成功地让他们哭了，我自己就会笑，因为这样我能挣到银子；如果他们笑了，那么我就该哭啰，因为这样的话我的收入就损失了。”（535e）

这段话不仅仅表明伊翁的情感投入不排斥某种自我意识（如随时注意听众的情绪反应），同时也说明，伊翁在诵诗时仍然清醒地保持着对金钱的兴趣，这种兴趣在灵感说的神圣语境下无疑显得低俗，但无疑是理智的，它更加证实了伊翁并没有真的神灵凭附。但是素来敏感的苏格拉底似乎对伊翁的这些话毫不在意，紧接着又开始第二段描述灵感说的长篇讲辞。

悖谬4：对荷马史诗的“解构”

在《伊翁》中，苏格拉底说服伊翁的另一个论辩要点是，如果伊翁诵诗是凭技艺的话，那么在解说荷马史诗中有关驾车、捕鱼、打仗、占卜等其它技艺的内容时，车夫、渔夫、将军以及占卜师比诵诗人更能胜任，所以伊翁作为诵诗人没有技艺。这一论辩要点虽然在第一部分中已见端倪，但主要是在第三部分中使用（第一部分只涉及占卜，而且是在比较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情况下涉及，与第三部分有差异），实际上是第三部分的核心论证方式。面对苏格拉底的一再“进攻”，伊翁虽然有所挣扎，甚至一度将自己等同于将军以负隅顽抗，但最终也只有认输。问题是伊翁认输或许只是因其迟钝，却不能说明这一论证可以成立。仔细的读者或者今天从事文学研究的专业读者应该不难发现，苏格拉底的这一论证无异于将荷马史诗“解构”成反映各种专门技艺的文本，如此读法必然会使诗失去自身之所是。事实上，荷马史诗的大多数内容都并非反映实用生活技艺。在《伊翁》中，苏格拉底让伊翁背诵的以及苏格拉底自己背诵的那些反映实用技艺的荷马史诗内容应该都是他刻意挑选出来的，而且，即便是这些段落，如果追溯其在荷马史诗中的语境，其实全都未必真的如文本表面显示的那样反映实用技艺，如布鲁姆注意到，涉及渔民的那段话“并不能完美地被渔民表达，因为这仅仅是一个比喻，以渔人的网线落入水中类比女神的冲入”。治愈马考恩伤病的那些话则“更适于被政治家们而非医生们评判”。[9]因此，“这一段争论的不足之处是明显的，它对伊翁和诗都不够公正”。[10]但苏格拉底的这种读法与他在第一部分中所表达的对诗的普遍话题的理解有内在冲突。在531cd，苏格拉底说，所有诗人的诗其实都是在讲同样的事情。“荷马谈论的话题和其他所有诗人都不一样吗？他主要讲的不也是战争故事，讲社会上的人——好人与坏人，普通人和匠人——怎样相处吗？谈到众神，他不也是在讲它们相互之间如何相处，和凡人怎样来往吗？他不也是在讲天上和地下发生的那些事情，讲述众神与英雄的家世由来吗？荷马诗歌吟唱的不就是这些事儿吗？”（531c）荷马和其他诗人讲的都是神之间的事，人之间的事，以及神与人之间的事，包含着信仰、政治、伦常等等，这里的“战争”，我们可以从广泛的层面去理解，不一定是刀兵相见的现实战争。换句话说，所有诗本质上都面对人类生活的整全和本相。[11]这也是诗的技艺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理由。既然在苏格拉底看来，诗面对生活的整全和本相，那么为何在第三部分中他又以上述拆解的方式对待作为杰出诗作的荷马史诗？

悖谬5：对伊翁本领的忽视

在530d，苏格拉底似乎希望伊翁展示诵诗本领（“为我展示一下，你肯定不会拒绝吧”），这正中伊翁的下怀，可当他要在苏格拉底面前表现一番的时候，却又被苏格拉底推脱了（“不过还是另外再找时间吧”）。后来在537b，伊翁总算逮着机会，背诵了一段苏格拉底所指定的《伊利亚特》中有关御车的话。但在对话接近尾声时（541e-542a），苏格拉底却说：

“你声称自己懂得有关荷马的许多好东西，并且说要展示一番，你是在哄骗我。你非但不肯展示，而且还不愿说出你究竟擅长什么，尽管我刚才再三恳求。……你答应表演却又骗了我，（口惠而实不至），你就是不诚实。”

三.苏格拉底的佯谬

在《斐德若》262d中，苏格拉底说：“一个知道真相的人可以跟他的听众开玩笑，误导他们。”这里的“误导”本身就是开玩笑的说法。对苏格拉底-柏拉图而言，“误导”乃是鉴于人类灵魂类型的多样性，但最终目的是为了教育和引导对话人或读者的灵魂。它的主要方式就是佯谬。佯谬本质上是戏剧性反讽，意在突显表面言辞与实际意图的反差。这种反差的制作突显了柏拉图对话的修辞性。这种修辞性一方面是指人物之间的对话彼此包含了修辞目的，比如在《伊翁》中，苏格拉底所有的话都是对伊翁这一个人说的，不能简单地以为，苏格拉底的说法都无条件地针对所有诵诗人或诗人，即便有时（如在第二部分中）他自己声称是在说普遍适用的话；另一方面是指全部对话都在作者柏拉图的文本操持之下，因而包含了柏拉图的意图，悖谬的存在可能是他给予细心读者的重要提示，从而是深入问题的钥匙。尽管未必所有疑问都能被解开，但在将悖谬合理地解释为佯谬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得以趋近真相。

（一）“解构”荷马史诗的佯谬

苏格拉底在第三部分中对荷马史诗的“解构”式读法，从论辩目的上看，主要是为了否定伊翁诵诗凭技艺，但与第一部分不同，这个论辩似乎同时也一般性否定了诗的技艺说。[12]有学者从这一论辩推断出柏拉图实际主张所谓“技术诗学”，“伊安没有柏拉图所说的Tekhnē，他并不会驾车、治病、做算术等知识，所以伊安才会在论辩中败下阵来”，而灵感说只是用来“掩盖当时正在出现的艺术与技术的分裂现象”。[13]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这里的论辩既然否定了诗（诵诗或作诗）是技艺，又怎能推导出什么“技术诗学”呢？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如果苏格拉底对荷马史诗的“解构”式读法是一个佯谬，那么他很可能并不真的要否认诗是一门技艺。但这同样不是主张“技术诗学”，恰恰相反，在更深的层面，柏拉图或许是想让读者反思作为技艺的诗与其它实用生活技艺的根本性差异。这个差异在第一部分中已经暗示，即作为技艺的诗乃是面对人类生活的整全，而不像一般实用技艺只是面对一种特定对象。所谓“技术诗学”，是认为诗歌本质上是与驾车、打渔、医疗等专门技艺性质相同因而可以相提并论的东西。这只是当时希腊人的一种流行观念。在古希腊语中，“ποιητικὴ（诗术）”一词的词干本来就源于“ποιεῖν（制作）”，而“制作”的含义很宽泛，诗术和其他很多技艺都可以是制作性的，诗术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特指。伊翁之所以会在论辩中被苏格拉底牵着鼻子走，恰恰因为他是一个囿于流行观念（包括流行的传统观念）而不加反思的人，如伊翁对荷马史诗的推崇就是出于流行的传统观念，正如苏格拉底所言，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荷马史诗。但如果以为苏格拉底也如此囿于流行观念，那恐怕就搞错了。修辞术从得到普遍认可的意见出发，这当然不意味着修辞家自己必须认同这种意见。问题在于，苏格拉底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误导伊翁？苏格拉底利用了一个错误的但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观念作为前提来展开论辩，目的却不是为了让伊翁消除这种错误观念，而是为了让他相信一个更大的错误观念，即作诗或诵诗都不是凭技艺，进而相信作诗或诵诗是凭灵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诗人凭神赐神灵作诗的说法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等的诗作中早已有之，所以灵感说同样是一种会被当时一般人接受的观念。

（二）伊翁的特别与普通之佯谬

在《伊翁》中，伊翁既特别又普通。如何解释这个悖谬呢？首先，如上文已述，在第一部分中，苏格拉底强调伊翁作为诵诗人的特别，可能是为了隐藏诗是一种技艺这个论辩前提而设置的修辞技巧。如果不如此强调，那么从这个前提推导出伊翁没有诗的技艺就会显得明显矛盾，尽管这个前提仍然与第二和第三部分中的说法相矛盾，但文本距离较远，不至于被轻易发现。同样，只有当伊翁是普通的诵诗人，苏格拉底才能将他当作一般地肯定灵感说、否定技艺说的例证。不过，伊翁的特别与普通之悖谬设定应该还有本身的用意，它可能表示，伊翁可以同时作为某一类诵诗人和一般诵诗人的代表。从第一重修辞来说，苏格拉底既要让伊翁相信自己是因为特别才不是凭技艺，又要他相信自己和其他诵诗人一样原本就都不是凭技艺。从第二重修辞来说，这样的论辩既适用于那些自认为与伊翁一样特别的诵诗人，也适用于自认为与伊翁不同的诵诗人。

（三）伊翁的本领是什么？

苏格拉底为什么有意忽视伊翁的本领？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理解伊翁的诵诗本领到底是什么？伊翁曾经说自己能够“丰富与精炼地解读荷马”（530d），但这话将被苏格拉底证明并非实情。伊翁的真正本领应该是表演、修辞和记忆的本领。伊翁说，“每当我吟诵一段悲惨的故事，我就热泪盈眶；每当我讲述一个恐怖的或可怕的故事，我也会害怕得毛骨悚然，心跳不已。”（535c）如上文已述，这段话可用来说明伊翁表演时的情感投入。在第三部分中，苏格拉底问伊翁吟诵者能知道什么事情，伊翁回答：“他知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适合说什么话——或者一名奴隶和一名自由民，或者一名追随者和一名领导人”（540b）。有学者认为，这是“对话中伊翁回答最令人满意的一次，他几乎切中了诗的要害”。[13]这个看法恐怕言之过甚，但这段话确实触及伊翁表演本领的核心，即根据性别和身份的差异来模仿人物的言辞。此种模仿的问题在于只停留在类型化的层面，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只有了解人性，才能够讨论个人”，没有意识到诗人对行动者的模仿必须基于对行动者性情的深刻体认，从诵诗的角度说，诵诗人对这种模仿的再模仿同样必须追索人物的性情。伊翁的吟诵应该是通过类型化地模拟性表演渲染故事外在的情感色彩，这种情感色彩同样是类型化的（如“悲惨”、“恐怖”或“可怕”等）。在530d5中，伊翁说，“我擅长给荷马诗句润色，很值得一听。我为荷马如此增色，我认为，配得上荷马子孙向我奉献金冠。”可见，伊翁最引以为豪的应该是修辞的本领。但伊翁所强调的修辞本领只是给“荷马诗句润色”，即追求措辞上的美化（注意，530d5中的“增色”一词与530b5中苏格拉底说“干这一行的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所用的“打扮”一词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即“κοσμέω”），这也是通常所认为的狭义层面的修辞。至于记忆的本领，大概是诵诗人的基本功。伊翁能够熟练地背诵荷马史诗，他的记忆力肯定不差。他自告奋勇要求背诵《伊利亚特》中关于御车的话（537a“我来背，我肯定记得”），就是想向苏格拉底矜夸自己的记忆力。实际上，无论是表演的本领，还是记忆的本领，以及上述狭义的修辞本领，在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观念中都可归入修辞术范畴。[14]也就是说，不妨认为，伊翁的本领就是修辞的本领。

这里牵涉到柏拉图或苏格拉底如何看待审美的问题。作为一篇探讨诗歌艺术的对话，“苏格拉底好像忘记了诗中的美”。[15]这是《伊翁》被一些当代研究者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说苏格拉底对审美的遗忘正是与他有意贬低伊翁的修辞本领相应，那么以此指责苏格拉底便不能成立。不过，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批评：苏格拉底的论辩局限于诗的内容方面，忽视了诗的形式，而审美更与形式而非内容相关，因此苏格拉底确实遗忘了审美。这个批评能否成立呢？在531a-c中，苏格拉底的论辩确实强调诗人们的话题（当然是内容方面）本质上都一样，只是对相同话题的看法有同有不同，诵诗人能解说某种看法好，也就能解说某种看法不好。对此，伊翁虽表示认同，但随后又提出抗辩：荷马作诗的方式与别的诗人不同，荷马的方式更好（531d）。有学者将此处伊翁所说的方式类比于亚里士多德《诗术》第三章中所说的模仿“方式”，似乎认为伊翁此处是要暗示“荷马史诗之区别于其他史诗诗人之处，恰恰是他与戏剧相似之处”，“可惜，苏格拉底没理会他，伊翁自己也不能进一步加以解释。”[16]但从上下文和伊翁所擅长的本领来推测，他更可能的意思是说荷马表达特定题材的语言形式更美。他只喜欢和熟悉荷马的方式，所以不会解说别人的诗。而苏格拉底接下来仍然运用与之前相同的逻辑反驳伊翁的抗辩：既然你知道荷马的方式更好，那就表示你也知道较差的方式。换言之，这个逻辑既适用于诗的题材内容，也适用于诗的语言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已经把所谓作诗的方式，把今天通常所谓审美的方面，有机地纳入到诗术的整体之中。诗术既然是一个整体，无论是题材内容的选择，还是语言形式的处理，说到底都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语言形式不能脱离这个整体而被孤立地看待。

（四）技艺说与灵感说的关系

诗的技艺说与灵感说相对立的佯谬可以说是《伊翁》中最大的佯谬。上文已述，苏格拉底除了肯定灵感说，同时既否定又肯定了诗的技艺说。但他否定技艺说的论辩其实经不起推敲。如上文所述，他的第一个理由只能否定伊翁的诵诗技艺，并且是以肯定诗是技艺为前提的，而第二个理由则是对荷马史诗的机械拆解，上文已论证其为佯谬。准此，核心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要在言辞的表面刻意制造技艺说与灵感说的对立和对技艺说的否定，而实际上同时肯定了灵感说和技艺说？技艺说与灵感说在《伊翁》中到底是什么关系？

首先，否定技艺说，肯定灵感说，应该主要是针对伊翁这一个诵诗人（或者从第二重修辞的意义上说，是针对以伊翁为代表的那一类诵诗人）的佯谬修辞。否定技艺说的实质很可能是为了贬低伊翁所擅长的本领，即不承认这种本领是真正的技艺，因为伊翁作为诵诗人不能真正理解荷马的思想，还不如掌握实用技艺的匠人实际知道一些东西。这与在其他柏拉图作品中苏格拉底对诗人的质疑和批评是一致的（如《理想国》598e，《苏格拉底的申辩》22c等），即诗人常常被视为城邦民众的教育者，但事实上很多诗人并不具备求知的心性品质，

至于苏格拉底明明应该知道伊翁没有真的神灵凭附，却诱使他相信自己神灵凭附，并在链条喻中突出吸引或控制的意味（诗人和诵诗人都被神灵吸引或控制着），则可能隐含了这样的意图，即有必要削弱这一类缺乏真正知识的诗人或诵诗人的主动性，因为神灵凭附意味着其言说是被动代言，而不是凭自己意愿随意说话；同时可能包含了教育的目的，即通过灵感链条的描述，突出了作诗和诵诗的神圣性的一面，引导诵诗人伊翁对城邦习传信仰和对作为城邦“圣典”的荷马史诗心存敬畏，使其对自身在城邦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有所意识，而不是一味向下迎合观众。这些可视为柏拉图或苏格拉底在《伊翁》中表达的显白教诲。但苏格拉底对灵感说的肯定，未必如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玩笑或者完全为了欺骗伊翁。在《斐德若》和《理想国》中都有类似的说法。《伊翁》中的灵感说可能有真有假。就真的一面来说，它可能是暗示，真正的诗具有更高的神圣的向度，一种高于技艺性知识的智慧的向度。这一向度无法用把握一般技艺的理智去论证。所以，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描述灵感说的长篇讲辞取譬引喻，文采斐然，其实是诗的言说方式，是哲人代替诗人作诗，它并非无理性，但又不是辩证意义上的理性。[17]

苏格拉底对诗的技艺说的肯定同样寄寓了某种隐微的教诲，即真正的诗必定不能缺少真正的知识，必定包含了理性，只是这种理性不同于一般实用技艺处理某一类客体对象的理性，而是面向人类生活整全的理性，正如克莱因（JocobKlein）在解读《伊翁》时以荷马史诗为例所指出的：“《伊利亚特》中事件的精巧顺序不正是诗人深谙人类的缺陷和力量所在并精于表现吗？这表达的技巧不正是诗人掌握诗的技艺、艺术的规律的表现吗？”[18]在《伊翁》言辞的深处，对灵感说与技艺说的同时肯定或许表明，在苏格拉底看来，“无论清醒还是疯狂，都算得上好诗人作品的标志。这种双重性往往合二为一”。[19]这种双重性同样适用于哲学，这是哲人可以代替诗人作诗的根本原因。这或许意味着哲学高于诗，但既然诗（至少是最高的诗）与哲学都具有双重性，那么它们就是统一的。[20]苏格拉底对于诗的技艺与灵感之关系的看法，大致可套用色诺芬所记述的苏格拉底的一个说法来理解：“凡是诸神希望人们应当通过学习掌握的知识，必须通过学习去掌握；而对于人类不甚了了的事情，则应当转向神灵寻求答案，因为神会对那些偶尔投缘的人给予暗示。”[21]理性与启示真理在最深的层面并不截然对立，“当理性与启示真理开始被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领域时，现代时期就开始了。”[22]

四.诵诗与作诗

最后谈一下《伊翁》中诵诗与作诗的含混。《伊翁》的主题似乎是讲诵诗，而不是作诗，但也牵涉到作诗（尤其是第二部分）。诵诗显然有别于作诗，不过，“诵诗人（ῥαψωδός）”一词在柏拉图时代虽然倾向于指专门从事吟诵史诗的人，但它也有缝织、连缀、制作诗歌的含义。[23]诵诗与作诗的区别和联系意味着什么呢？

但是，诵诗与作诗显然并非截然不同的活动。尽管关于作诗的讲辞主要出现在第二部分（即灵感说部分）中，但灵感说讲辞也涉及诵诗。在第一部分苏格拉底所提出的“诗术是个整体”的说法中，“诗术（ποιητικὴ）”一词含混地涵盖了诵诗和作诗。这些都暗示《伊翁》中有这样的看法：诵诗和作诗所凭靠的东西是一样的，它们的根本原理是一致的。如果说真正的作诗既是一种基于对人类生活的深刻理解的技艺，同时也有神圣的维度，那么真正的诵诗也当如此。

SocraticParadoxicalRhetoric:AStudyCenteredonPlato’sIon

KONGXuyou

Abstract:TounderstandthefallaciesinPlato’sdialoguesproperly,weshouldnotconsiderthemonlyintermsofdialectics,butalsointermsoftheintentionsandthetechniquesofwritingbasedonrhetoric,whichrequireustogodeepintothedramaticcontext,,thefivemajorfallaciesofSocrates',ionally,

KeyWords:paradox；afflatus;rhapsodizing;thetekhnēofpoetry;rhetoric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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